学报编辑部汪效驷教授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
发布人:administrator 发布时间:2015-8-4 14:40:46  浏览次数:278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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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学报编辑部汪效驷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撰写《全民动员:抗战胜利的关键》一文发表于该报2015年8月4日头版头条。在该文中,汪效驷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战胜经济、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日本法西斯,除了广大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以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全民动员是围绕抗战对社会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政治鼓动,与经济动员、军事动员及人民防空动员构成抗战动员的基本内容。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同抗敌,在民众动员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一是始终坚持动员民众、全面抗战的路线。对广大民众的有效动员和有力组织是中共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中共坚定不移地执行依靠民众、全面抗战的路线。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就七七事变通电全国,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这是主张动员民众抵抗日寇侵略的最响亮、最及时的宣示。中共于同年8月22—25日召开洛川会议,号召全党“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全面抗战路线因而正式确立。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再次强调民众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因此,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此后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主张改进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确立的政治路线则是对全面抗战路线的总结和升华。中共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了抗日战争的路线和前途问题,并且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因而在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起着关键的凝聚和引领作用。

       二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促进全国民众动员。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民众动员。共产党努力促使“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政府”,对有利于抗战的举措均给予积极响应,并在实践中体现出灵活性和主动性,从而促进了全国民众动员的开展。

       一方面,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在建立地方动员机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洛川会议后,中共派代表与阎锡山谈判,在周恩来的提议和努力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于1937年9月20日在太原成立,随后在所辖区域设县、区、村动员委员会。其他各省如安徽、陕西、河南、山东等也相继设立了动员委员会。各级动委会都与中共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骨干。动委会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宣传鼓动,“动员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战”,战时基层动员机制得以建立和运作。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响应、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将民众动员工作引向深入。为了在抗战相持阶段“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国民政府于1939年3月开始在全国厉行精神总动员,这对抗战全局而言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动员措施,中共积极响应和拥护这一运动,随即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对如何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了积极部署与安排;同时在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灵活可行的措施加以落实,使之成为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组成部分。

       总体上看,国民党的民众动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解决与民众动员密切关联的民主改革和民生问题,因为稳固统治地位与放手发动民众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对民众的防范、控制削弱了动员的实效。而共产党高瞻远瞩、不计前嫌,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动员能力。

      三是抗日根据地是民众动员的实践典范。抗战时期民众动员的典范当属各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中共能够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在于对抗日民众力量的成功发动;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更是彻底动员民众的结果。诸如“三三制”形式的民主改革和大生产模式的民生措施从根本上保证了民众动员的顺利推进。

      组建群众抗日团体是根据地民众动员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组织了工会、农会、合作社、妇救会、民兵锄奸队、互助组、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和团体。民众加入其中不但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而且借此进入到中共领导的政治体系之中,实现参政议政。

宣传体系的完善和动员措施的到位使根据地的民众动员成效显著。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为了“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灌输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大力开展扫盲、读报、办板报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知识水平。

      各级党组织建设宣传机构和宣传队伍,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形成了从省委、区委到地委、县委系统配套的宣传机构。他们到工厂、街道、车站、矿山、学校,甚至奔赴前线,召开大会、公演话剧、教唱歌曲、出版刊物,以灵活有效的形式宣传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随之一变,形成了上下一心、军民抗战的巨大声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大本营。

      中共的民众动员经受了战争实践的检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言的那样:“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中共正是依靠全面、有效的民众动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核心,奠定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引用网址:http://www.cssn.cn/zx/bwyc/201508/t20150804_2105409.shtml